“余坐书局北窗下校印书数纸罢，视日向晡矣。”晡即申时，午后三时至五时。这位勤奋工作的书局职员不是南通人而是韩国著名诗人金泽荣。金泽荣（１８５０～１９２７），字于霖，号沧江，另号韶?生、云山韶?堂主人，晚年又称长眉翁。韩国京畿道开城郡（旧名嵩都，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开城市）人。与李建昌?１８５
翰墨林印书局是清末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１９０３年在南通创办的中国近代早期印刷出版机构。因书局选址在半芜的园苑――西园，取唐诗人张说“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句，名为翰墨林印书局。张謇在制定书局章程时说，办印书局是“私益之义少，而为一方学术公益之义多。”不仅编印教材、账册，而且刊印学术著作。为适应清末立宪运动的兴起，书局出版了《日本宪法义解》《英国国会史》之类书籍。张謇建议延聘外国学者和遴选中国“文笔优长”且能通外国语者到书局工作，金泽荣是书局聘请的最佳人选。
一、在朝鲜结识张謇，到南通投奔张謇
金泽荣和张謇的交往始于１８８２年（光绪壬午，韩光武帝十九年），当时清朝政府应朝鲜国王李熙之邀，派遣庆军统帅吴长庆率部赴朝协助平定军乱，张謇作为庆军幕僚随军出征。来华请援的领选使朝鲜吏部参判金允植（洵卿）和张謇在谈论诗词时介绍了金泽荣。张謇后来在文章中记录了这件事：“往岁壬午，朝鲜乱，謇参吴武壮军事，次于汉城……金参判允植颇称道金沧江之工诗，他日见沧江于参判所，与之谈，委蛇而文，似迂而弥真，其诗直窥晚唐人之室，参判称固不虚。间辄往返，欢然颇洽……”张謇曾赠金泽荣三方福建印石和二块徽州松烟墨。金泽荣也到清军驻地拜访过张謇，他在自撰《年略》中写道：“（壬午）八月会清人张季直于清军中……笔谈数十牍……极欢而罢。”金泽荣非常倾慕张謇，赋诗赠别：“……大地摇荡无昼夜，高帆映日张生来，吴公幕下三千士，借箸运筹须汝才……”“壬午之役”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在对外战争中难得的一次胜利，张謇协助吴长庆运筹帷幄，出奇制胜，显示出杰出的才能，并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壬午东征事略》《乘时复规流虬策》等文章，主张清政府持强硬态度以阻遏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因此赢得了朝鲜许多有识之士包括金泽荣的尊敬。
金泽荣在来中国之前，给张謇写了一封信。“与吾子别，今已二十三年矣……得人知己，自古所难，以仆不肖，窃尝奉吾子知己之言也，至今未尝暂忘于中，此生此世夫复何幸，亦复何求，将朝暮投劾?航海而南?从吾子于山椒水曲之间?以与吾子对论文史，忽焉忘世……”
金泽荣在设在上海的通州大生实业公司账房拜访了张謇。张謇后来记述道：“……甲申既归，遂与沧江睽隔，不通音问。阅二十年，忽得沧江书于海上，将来就我，已而果来，并妻孥三人，行李萧然，不满一室，犹有长物，则所抄申紫霞诗稿本也。”匆匆逃亡，别无他物，作为学者最珍贵的莫过于典籍和文稿了。金泽荣在《自志》中说：“……遇季直言曰，此身区区学殖，资于中国之圣人，所谓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者也。嗟乎，吾纵不能生于中国，独不可葬于中国乎！”张謇果然不负老友，他同情金泽荣的不幸遭遇，并且敬重其人品、文品，不但热情地接待了金泽荣，并且为他作了长远的计划。张謇希望金泽荣任沪报社主笔，但他推辞说，“一个逃亡之人怎么敢和中国的士大夫们议论天下事呢！”正值翰墨林书局初创，需要人才，张謇便安排他到通州翰墨林书局做编校。
二、与俞樾、梁启超、屠寄、严复、郑孝胥的交往
金泽荣从汉城出发，到上海登陆后先去苏州拜访俞樾。在来中国之前，金泽荣给俞写了一封信，“极道仰慕之诚并以诗文数篇见示”，俞当时已是８５岁高龄，仍赋诗二章答之，“已感深情传缱绻，更惊健笔擅纵横”，“莫惜缘悭难觌面，好凭鱼雁话平生”，并以《春在堂全书录要》一册寄之。金寄诗文稿给俞，俞也将自己的文集录要回赠。两人年龄相差２９岁，以文会友，金对俞是崇敬仰慕，俞对金是赏识提携。应该说金泽荣得到俞樾的赏识是促成他流亡中国的重要原因。俞是清末著名学者，得到他的认可，也就得到了中国学界的认可，金泽荣以文章报国，以著述为业，这一点对他是至关重要的。他在《奉和俞曲园先生》诗中说，“远海几回劳梦寐，尺书难得罄衷情。玄亭载酒他时约，预嘱阳侯送棹轻”，诗书往来，岂能倾诉情怀，还是相约会面时共诉衷肠吧。
金泽荣请俞樾为自己的诗文集作序，俞樾后来写道：“……余读其文，有清刚之气而曲折疏爽，无不尽之意，无不达之词，殆合曾南丰王半山两家而一之者。诗则格律严整似唐人，句调清新似宋人。吾于东国诗文亦尝略窥一二，如君者，殆东人之超群绝伦者乎。”（俞樾《沧江全集序》）金泽荣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俞樾寄来的序文，“……及余辞归沪而序文至，则距请不过五六日，盖其年已极隆而精力之不衰者如此，而序中所论所赏多有令人感动者，实余文字游世以来数十年所不几值也。”（《挽曲园先生》）扶杖见客已是礼遇，应允作序更属难得，何况仅五六天后序文即寄至沪，俞樾是声名卓著的学者，金泽荣得知遇之恩矣。“大作敝稿序，平驯有韵而成又甚速，孰谓先生已耋也哉。诗文之评俱极精深，使人油然有感。”（《答俞曲园先生樾书》）
梁启超也是金泽荣敬重的中国学者。梁启超创办《新民丛刊》时，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金泽荣自署“中华新民”，应该说是受了梁的影响。梁启超说康有为“于中外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他本人也立志“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金泽荣在中国找到了以文报国、以史报国的知音，他委托张謇请梁写序。梁启超在《丽韩十家文钞》序中说：“夫国之存亡，非谓夫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国民性者……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这里说的“文学”当然是广义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将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金泽荣在《明美堂集》序中也说，“自古人国未尝不亡，而于亡之中有不尽亡者，其文献也”，和梁启超的思想何其相似。金认为“委巷辁士，官府小吏之所记录，皆足为亡国之遗宝”，这是他对整理、保存民族文献的态度，著述、修史都是以文章报国。因此他定居南通不久，曾返回国内搜集资料，“一部阳秋狂妄计，归装辛苦聚遗书”，他剃发换装妆成中国人，以避开当局的搜捕。金泽荣和梁启超的会见是在１９２２年的南通，梁启超应张謇之邀来南通参加中国科学社七次年会。金已年逾古稀，仍亲往拜访，有《梁任公至南通余访见之明日有赠》诗，“一朝欢喜逢名士，千古归来有此时”，“泰山文望昌黎氏，泽潞兵谈杜牧之”，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近代史学家屠寄（光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北京大学国史馆总纂）在主持通州师范国文专修科期间，也和金泽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屠寄为撰写《蒙兀儿史记》搜集旧籍和外文史料，纠正了《元史》的许多错误。他慕名去金泽荣家借书，读到金的诗稿，非常赞赏，要金赶快刊印出来。当知道金手头拮据时，屠寄表示“吾且为子谋之，即取行囊发金”。金泽荣后来记叙道：“余止之，而先生执之甚固，仍以招醵，于是自本校学生以及中学校、师范学校诸职员群然响应”。不仅如此，张??字叔俨，号退庵，张謇三兄，曾随庆军赴朝帮办后勤，以军功保举知县，后辞职回乡协助张謇创办各项事业?为屠寄饯行时，屠说“请以所为饯者为醵，则吾不饮而已醉矣”，张素敬重金，“笑而应之，自巳至酉所醵金凡七十有奇”。金泽荣自选诗文集《沧江稿》很快在翰墨林书局出版，金在序中记录了事情经过，并列出屠寄、张?等３８位捐资者的姓名。
金泽荣曾去常州看望屠寄，屠书联一幅：“思君不来怀闲素，何日痛饮开兰衿”，并旁书：“沧江老友积年不晤，顷来又不能久留，与订后约，当过平原原定之日数，方畅也。”在常州他们相携酌酒赋诗，遨游吟咏，访问苏东坡、唐荆川故居，赴友人家赏菊，金在常州短短几天写下近１０首诗。金泽荣后来在南通得知屠寄逝世，写下了悲痛的挽诗：“当年倾盖乐新知，况是牙琴值子期……拙著伤人披不得，行问几处见魂回。”
金泽荣在上海结识了严复、郑孝胥。他在《自志》中说：“六十岁……去取书籍，以完吾史乎，遂行至上海，留候仁川直船，间至杭州观西湖，且交严复几道郑孝胥苏龛，甚欢，二人皆名士也。”他多次去严复寓所晤谈，以随身所带诗文手稿送呈严复阅读，严复则以所译《原富》《名学浅说》二书相赠。金在给友人信中曾说，“中国有严几道进士推吾文佳处可肩比魏冰叔、侯朝宗”，金对严复赞许他古文可与清初散文家魏禧、明末清初文人侯方域相媲美颇自负。金泽荣《寄严几道》诗说：“一代真才惟汝在，古来知己与神通。春云万里沧溟路，怊怅那堪独向东。”他称严复为“一代真才”，视为知己，甚至表示不愿独自回朝鲜了。严复的日记记事十分简略，有的仅记人名，不叙事由，有的缩略文字，甚至用记号代替，但他日记中却有５处记到金泽荣。严复也不以诗名家，保存下来的诗作不过２００首左右，写给金泽荣的就有７首。严复对金修史的评价很高，“笔削精灵会，文章性命轻”，对他的文学造诣更是赞赏，“异同空李杜，词赋近邹枚”，可比汉代的枚乘、邹阳，唐代的李白、杜甫。
金泽荣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一向尊崇苏轼。郑孝胥的诗在当时诗界众口传诵，卓为一家，而且他字苏堪，居所海藏楼又取意苏诗。金泽荣在诗中把苏堪比苏轼，“一炉香瓣拜苏仙，仰睨风流八百年”、“直欲去赊江上月，云帆侧挂到君边”，表达了对郑孝胥的钦慕。郑孝胥也赠诗送金泽荣东航返国，“破碎山河剩断魂，脱身犹得客中原”、“如闻博浪椎能中，奋笔何辞溅血痕”，对金泽荣流亡中国、以文报国给予高度评价，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固然壮哉，但客居中原不忘危难中的祖国，冒险回乡搜集图籍，奋笔修史，报效国家，不也一样可圈可点吗！金泽荣在上海还写有“赠郑苏龛孝胥”一诗，“陈林严郑一时誉，知子珊珊仙骨清”，把郑和陈三立、林纾、严复并列，可见金对郑的推崇，如论文学成就，郑是有资格和以上几人并列，至于后来政治上的失节，则是另一回事了。金泽荣和郑孝胥一直保持着交往，１９２０年，金有“寄苏堪为文寿峰崔寄园乞字”诗，金善书，他的书法作品曾收入《中国名人金石书画》第一集，１９２４年由上海合群石印社出版，可见已享有相当声誉，他替友人向郑索字，说明他们交谊甚深和他对郑的书法的赏识。
三、与南通文人的交往
金泽荣在翰墨林首先编辑出版的是《申紫霞诗集》。申紫霞名申纬，字汉叟，紫霞是他的号，是朝鲜著名诗人。申纬在１８１２年（清嘉庆十七年）曾到过中国，拜翁方纲为师。金泽荣二十多岁时在京师看到他的诗稿就深为折服，惜其未刊。三十年后金泽荣流亡中国，简洁的行囊中却带着申紫霞诗稿本。张謇为之作序云，“沧江复为言其老辈申紫霞诗才之高，推服之甚至”，“沧江于紫霞之诗，可谓有颛嗜者矣”，“紫霞之诗，诗之美者也。沧江学之而工，而辛苦以传之不迂”。序中还说：“比与余书：子方劫劫然忧天下之不活，而仆忧一诗人之不传，度量相越甚远。余语沧江：活天下难，若子传一诗人亦不易，相与大笑。”《申紫霞诗集》出版后几乎全被朝鲜购去。金泽荣写道：“余刊紫霞申公诗二本一千部于通州翰墨林书局，而韩人主刊者尽数输去，以为售计故，余不得布之于中州，心常恨之。兹者，乃于二本略施删落而刊一百五十部，将以百部布赠中州词苑诸家，庶几湔涤其所谓恨者。然所以能有此者，岂余之力者哉，实中州诸君子之力也。故辄列诸君子姓名于左，以存不忘时。”金泽荣列出了１６位文友的名字，其中有陈星南、习位思、费范九、徐贯恂、瞿竟成等南通学者。重印的书大部分是送中国文友的，南通图书馆藏的《申紫霞诗集》封面上就有金泽荣“此请邵大樗代赠南京词家”的亲笔题识。中国文友倾力襄助出版，起重要的精神纽带作用的，是中韩两国同属儒学文化圈，在近代有着极其相似的历史遭遇，都饱受日本帝国主义欺凌的原因，故国黍离之痛最能牵惹文人的心怀。
１９１１年，金泽荣自己的诗文集《韶?堂集》出版。张謇在序中说：“晋山金沧江能为诗，隐山泽间，与之言，聩然君子也。观其业，渊思而挈趣，踵古而冥追。世纷纭趋于彼矣，沧江独抗志于空虚无人之区，穷精而不懈，自非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乎！道寄于文词，而隆污者时命，沧江其必终无悔也。故为之摅所感以序其诗。”一个柔弱文人，却以天下兴亡为忧乐，虽流亡他乡，仍恪守忠孝节义，以诗文言志载道，以诗文报国，这才是最可钦佩的读书人！他们的心是完全相通的。后来，金泽荣又出版了自选集《沧江稿》，他在封面上题写了：“此是正误最精之本也，覆赠吾啬庵老人。泽荣癸丑（１９１３年，笔者注）五月十八日”送给张謇，措辞之亲密，见出两人非同寻常的友谊和深情。
金泽荣以文章报国，在南通期间，诗文创作之外，他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修纂祖国的历史上，为整理、保存民族文化精粹而殚精竭虑。对于金泽荣修纂祖国历史的用心，张謇深以为然。在金泽荣《韩国历代小史》序中张謇慨然写道：
金君沧江当其国是抢攘之际，尝一试为史官。度与其志与所学拂戾不能容，而国将不国，乃独懔坚冰且至之惧，本其生平崇敬孔子之志，挈妻子而来中国，以为庶几近孔子而中国居也。既至，不十年，国遂为人摧践以亡。而其祖宗邱墓所在，故国禾黍之悲，耿耿不忘于君之心。于是始终李氏朝鲜之事，成《韩史綮》。居数年，以其书合之于前所作《韩国历代小史》为一书，以仿虞书冠尧典之义。甚矣！金君之用力勤，而其志可悲也。庄生有言，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嗟乎！此以人而言也。言乎国，则謇独以为哀莫大于史亡，而国亡次之。国亡则死此一系耳，史亡不唯死不幸而绝之国，将死此一国后来庶乎有耻之人。金君叙一国三千二百余年事，可观可怨可法可戒者备矣。谓以供人观怨而法戒，如是焉差可也。韩之人抱持纶一旅楚三户之志者伙矣。艰哉！读金君书，其亦有?然而思，瞿然而忧，??然困而弥厉者乎！
把撰史看得比生命还重，把撰史看作是记录、维系民族精魂之所在，使人思索，使人振奋，是鼓舞民族斗争的旗帜，这是张謇和金泽荣共通的思想，也是他们殊途同归的爱国、救国思想精神的交融契合点。金泽荣在南通翰墨林出版的许多史学著作和作品集都因为其撼人的民族气节而被日本侵略者定为禁书。
费范九（费为张謇学生，名师洪，字范九，曾任商务印书馆美术编辑主任）编《重编韶?堂集精》（１９２５年翰墨林出版），其中包括诗集定本６卷、文集选本６卷、补遗２卷，全书收录金泽荣此前历年所作诗赋、序跋、杂记、墓志、传状等，除了早期在朝鲜所作外，大多是与中国文人唱和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在南通的生活以及交游的情况。如：《钱浩哉送舟要（邀）同游郑泽庭半屿园，余以感疾未应述怀寄二君》《石又新、邵大樗二少年攻诗之暇共学琴于徐立孙，一日相与携琴过余，各操一二弄，作此谢之》《谢澹庐赠腊梅折枝一束》《十五夜晋奇招同张峡亭、杨谷孙、徐澹庐诸君子玩月》《蕉石山房同晋奇夜饭，杨君谷孙亦在座，归后有寄》《退翁送扇与金泥，要写近体诗，余既拙于书又苦扇之难书，作此乞李晓芙代写以归之》《题澹庐所作荷花图》……宴游赏花，弹琴观月，题诗唱和，金泽荣完全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生活圈。金泽荣生活的窘迫和痛苦也在诗中有所反映。金泽荣定居南通后出生的幼子不幸病死，无钱置办墓地，钱浩哉将自家坟地相赠，金泽荣为此写了《金生生圹歌》。钱并不富裕，却“浩哉居贫念我贫，种种布施非一时”（金泽荣《谢钱浩哉馈米》），“老夫之贫今得救，浩哉之愚将孰医。参术针灸所不到，天生肝胆有如斯。”金泽荣和南通文人结下的真挚情谊，令人动容。
金泽荣在南通翰墨林书局出版了卷帙浩繁的诗文和史学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版是中韩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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